随着第三波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俗称“金交所”）关停潮的降临，属于金交所的时代走向了落幕。据每经记者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10余个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官宣辖内金交所实现了“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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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交所兴起于2010年，曾在服务民间金融、构建地方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不过，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部分金交所业务却沦为纯通道类业务。
业内认为，金交所的兴衰带有时代的烙印，如果能在监管下规范化发展的话，理论上可以在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上发挥积极作用。金交所衰落的背后，非标准化债权仍是市场大的存量所在，如何构筑针对于非标债权类产品的交易与监管体系是值得下一步思考的问题。
多地金交所“清零”
6月21日，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公告称，取消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取消后，天津市不再存在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天金所”）被官宣“关停”并非突然。天金所官网的浮窗显示，早在4月10日公司便公告，已经按照监管要求停止开展业务，已经解除与所有客户的合作关系。5月11日，“天金所”微信公众号也显示注销。
天金所曾是我国首批成立的金交所，2010年5月21日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11日正式揭牌运营。官网介绍，天金所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主要包括不良资产交易、金融资产交易转让业务条线。截至2021年12月，天金所已与3000多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拥有机构会员超过55万家，已为各类企业实现直接融资超过3.2万亿元。
除了天金所，6月21日当天，广东、河南、黑龙江、山西、宁波等七个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也先后发布公告，取消辖区内相关金交所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
据了解，这其实已经是年内第三波金交所“关停”潮。今年3月，辽宁、西安、重庆、湖南、福建等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以及今年5月，青岛、江西、吉林、山东等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先后宣布取消辖区内相关金交所的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
据每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广东省、河南省、天津市、黑龙江省、山西省、海南省、吉林省、江西省、湖南省、重庆市、西安市等地均官宣已实现辖内金交所“清零”。
多个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公告中提醒，市场上部分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产登”“产登信息”“产登管理”“产权交易”“产交信息”“结算”等字样的企业，未经国家有权部门依法许可，为非标债务融资活动提供登记备案等服务，属于“伪金交所”，存在较大风险。
按照有关规定，除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外，其他各类地方交易场所以及“伪金交所”等不得以登记、备案、挂牌交易、信息发布、信息服务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为各类发行和销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提供服务和便利。除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外，其他各类地方交易场所经营活动不得金融化、证券化、期货化，不得为非标融资活动提供登记、备案、销售、挂牌、结算等相关服务。
金交所如何逐步走向关停？
时间回到2009年，为了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财政部颁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
业内流传的说法认为，后来的金交所，正是当初产权交易所演变出来的一个分支。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王立副教授曾在署名文章中表示，在产权交易所诞生前，不良资产的处置是由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的。然后来由于量太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无法完全消化，于是各地方政府接过了部分工作。但后续的发展让产权交易所的功能逐步脱离了狭义的不良金融资产处置，转而开展更加宽泛意义上的金融资产交易和配置。其中一部分在产权交易所的基础上逐步演变出所谓的股交所（区域性股权交易所）和金交所（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在曾经参与创办益金所的张林超看来，金交所展业由市场需求自发产生。他在署名文章中这样概括金交所的积极作用：一是补充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金交所的场外债权融资市场作用，拓宽了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二是增加金融资产流动性，形成金融资产公允定价，为非标准化金融资产的流转提供基础支撑；三是成为地方金融基础设施，提供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交易的功能和规范的交易制度。
不过，在实际的发展探索中，金交所在业务规模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业务风险。
北京海润天睿（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融资管部主任闫威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金交所在补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债权交易市场，以及促进金融资产流通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过往很多金交所业务沦为纯通道类业务，对市场的规范性造成负面影响。”
“包装与拆分资产成了金交所主要的日常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融资机构通过信托、资管等手段把最终的资产进行包装，再通过金交所的分批次挂牌达到资产拆分的目的。从单独的金交所拆分和包装环节看，都是完全合法合规的，符合投资人数和起投金额限制。但经过包装后的产品往往信息披露不到位，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投资的是什么。而这个被打包的资产有可能是优质资产，也有可能是垃圾债。”王立分析。
王立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宏观层面来看，金交所的民间融资业务一直存在一定风险。近几年随着形势的变化，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中观层面，他认为，资管新规发布以来，大量的理财产品已经逐步走向规范，但金交所是监管的薄弱环节。
实际上，2018年之后，金交所开始面临更严格的监管，相关通道业务相继被叫停。比如，2018年11月清整联办〔2018〕2号文《关于稳妥处置地方交易场所遗留问题和风险的意见》（以下简称“2号文”）中明确要求金交所限定业务范围，其中提出“不得直接或间接向社会公众进行融资或销售金融产品，不得与互联网平台开展合作，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或一般机构）相关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
在金交所的通道被堵住之后，一些“伪金交所”，在没有获得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伪装成金融资产登记、备案、结算等业务公司，发售各种违规非标理财产品，用高回报吸引投资者。而后，监管相继对“伪金交所”进行了数次的清理整顿，一些“伪金交所”企业关停或者转型。
“未来金交所命运其实已经明确了，除了目前极少数转型到不良资产类交易平台，更多的还是走向关停的结局。”闫威告诉每经记者，金交所的关停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这一动作其实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从金交所定融产品、摘挂牌产品被叫停，到各地金交所合并、注销潮，再到如今取消资质，对于金交所的清理节奏逐步推进，直至如今的正式叫停。
金交所关停背后： 非标债权市场如何规范？
王立认为，与其他的地方金融组织相比，金交所具有更多的涉众业务，理论上需要匹配更成熟的监管框架。“金交所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如果能在监管下规范化发展的话，理论上可以在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上发挥积极作用。”
闫威也认为，金交所兴衰背后的是巨大的非标行业市场，只要这个市场供需关系没有被打破，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需求出现，即使目前金交所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可能也会有新的模式、新的产品出现。“核心还是要建立在监管之下的融资交易平台，除了目前的证券、债券交易市场外，非标准化债权仍是市场大的存量所在，如何构筑针对于非标债权类产品的交易与监管体系是值得下一步思考的问题。”
对于非标行业市场的规范发展，闫威建议，在保障一定市场的自由度情况下，要明确监管主体，避免出现“多龙治水”问题，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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